为争夺舆论制高点，美国一些政治人物频频对华发起舆论战，如把新冠肺炎病毒污称为“中国病毒”，质疑我国高科技知识产权，对民族宗教问题发难等等。相关“恶语”离间了两国人民的关系，激化了地缘政治矛盾。

正是看到话语权在国际舆论场上的重要性及“失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近几年，相关业界和学术界提出了诸多措施，如提升话语权、增强传播力及改善传播技巧等路径，尤其是改善传播技巧逐渐演变成对外传播的主导模式。

然而，总结比较诸多现实案例可以发现，单纯通过改善传播技巧，以摆新闻事实澄清真相方式无法彻底解决挨骂问题。因为，舆论战本质上是赢取人心之战而非围绕新闻真实证明对错之战。在当下新型国际政治背景下，质疑理性、批判体制、抵制精英正成为一种逆潮，造成民粹化的信任不再导向利他主义，而是走向话语独断、集体无意识与消解民主化的深渊。也就是说，新闻民粹思潮消解了新闻真实的权威性。为了吸引眼球，西方社会不少主流媒体也开始从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变成社会分裂的点火者、迎合者。最后，社交媒体在给予用户更多表达权的同时也使“假新闻”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虚无化”的事实和真相为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移动终端则通过事实“再包装”来放大和强化某种观点与偏见。

如果舆论战是一种因应特殊国际信息情势而发动的舆论传播艺术，如何根据形势有效地实现说服才是赢得胜利的根本，找到舆论斗争中的话语立足点是关键。在舆论战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应对相对强势方，目前学界已经提出了比较具有解释性的框架：以法抗争，即以法律为武器对抗。

从国际政治的发展历程看，全球治理越来越法治化，具体表现在国际法立法数量增多、领域广泛、内容细化，国际执法的机构和程序、国际司法的质量与权威、国际守法的意识和水平均有上升趋势。在一定意义上，法治成了国际社会处理相关事务的主导话语，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对于法治的热忱和使用频度都明显增加。

在应用层面，以法论辩意味着国际法的普遍化，即对外传播者需要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国内外解释。而由于国际法的专业性，为了保证解释的正确性，首先要为以法论辩提供组织保障，如组建国际法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相关行政部门、法律界代表。该部门日常工作包括：深入研究某个热门议题的国际法规定及其释义，并将这些法律条文转化为能够被媒体采用的新闻话语；向企业和媒体说明如何通过法言法语来应对黑色信息和违法性概念，比如“中国病毒”；定期与智库协调和沟通，借助具有决策影响力的专家在理论层面进行法律辩论；翻译并解释有关国际热点的国际法条，使民众知晓其基本内涵。

其次，变被动为主动。基于相对弱势的自我认知，需要由过去的周线防御转为集中力量、以点带面，围绕重点关键问题进行驳斥、申诉和解释，从而获得要点话语权和国际道义支持。

再次，加强与次区域强国的协调沟通。次区域强国是具有一定自主性和民族自觉的中等强国，在维护国际规则方面与我国有部分相同的利益诉求。加强与次区域强国协调沟通意味着谋求在任何有可能的机会中获得这些国家的认同或默许，从而促使其疏远或退出与霸权国家列成同盟同步攻击的机会，获得战略空间。

最后，开展新媒体公共外交，在新媒体舆论场实施普法策略。传统媒体时代，由于中西话语权不对等，西方媒体对国际法拥有绝对解释权。然而，社交媒体的全球化为打破西方媒体霸权提供了机会，因此，利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从而使国际法深入对方民众心里，打赢心理战成为一种可能。一是积极主动邀请国际法学者就某些热点问题进行普法宣传；二是在我国媒体上开通国际法案例分析专栏，使普法机制化；三是完善热点冲突领域如国际贸易冲突的传播话语，使法言法语成为主导性话语。